骂东洋人为“倭”，骂其国为“倭国”，很爽。
恐怕，知道“倭”和“倭国”来源的人，不多。
“倭”字本无贬义，源自于魏明帝曹睿。
魏明帝景初二年，公元238年，当时东夷列岛的西南诸岛，也就是现如今的福冈、熊本所在九州岛上的部落，曾派团队往中原朝贡。魏明帝曹睿认为这是“幸事”，御封当时东洋群岛的君主为“卑弥呼”，即亲魏倭王。
魏明帝取“魏”字，去右边的“鬼”字，舍去“魂魄”之意，加上左边“亻”，代表往来的“友人”和赐予“随从者”身份的双重意思，于是亲魏倭王的所在国家也叫做“倭国”。
“倭国”的本意也就明了——追随魏国的属国！
此后十年中，倭女王派到魏或带方郡的使节，前后达五次，表达恭顺臣服之意。
东洋早先无文字，这些都记载在中国的史书中，《三国志·魏书》中，有详细记载。
《魏书》中，对倭国的评价相当高——“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，……（诸国）不盗窃，少诤讼。其犯法，轻者没其妻子，重者灭其门户。及宗族尊卑，各有差序，足相臣服。……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，逡巡入草。传辞说事，或蹲或跪，两手据地，为之恭敬。”
这段描述能看出，当时的倭国，在礼仪尊卑方面，已经具备相当严格的规制，甚至可以说残酷，而且一个地方没有盗窃，连吵架争论诉讼的事情都很少，说明地方安靖，秩序井然。
魏明帝也曾赐予倭国一枚金印，叫做“亲魏倭王”印，这枚金印在公元1700年左右消失，但是，该印的印文拓样，被收录在《宣和集古印史》中。
‘汉委奴国王’金印，要比“亲魏倭王”印早180年，为东洋历史上的第一枚政体权势金印，其意义自然无比重大。
当然，东洋人是不愿意承认这段历史的，这也是福冈博物馆“不敢收”这枚金印的原因所在。
并不是东西“看假”，而是，一旦承认这枚金印，就意味着改写东洋人的历史源头。
八十年代，东洋人虽然战败不过三十多年，可是经济高速发展，俨然成为亚洲第一的国家，其国民自豪感倍增，又怎能轻易认同自家民族是中原民族的“随从”？
不仅福冈博物馆不敢，即便是东洋政府，也不可能在这件事上表明态度。
因此，福冈博物馆又将这枚“烫手山芋”归还给黑田骏。
黑田骏收回这件东西后，也很迷茫，不知怎么处理，刚好四叔撞上，提出购买，黑田索性将这件东西，以二十万日元的价格，处理给四叔。
这不，落在卢灿的手中！
再说说黑田骏，准确说黑田家，怎么得到这枚金印的。
卢灿知道这件东西的原委，但是不知道细节，现在有了附在金印盒中的两封手信，就可以完整的推断出这件东西的流传过程。
写信之人，名叫龟井南冥，也是这枚金印的第一个权威鉴定者。
龟井南冥是江户时代中期大儒荻生徂来（1666－1728）开创的“萱园学派”儒者，本人还是一名医者。龟井南冥本人，于1778年（安永七年）被福冈藩，提拔为儒医，1783年（天明三年）被任命为甘棠馆祭酒。甘棠馆是福冈藩东西两所藩校之一，被称为西学，另一所是东学修猷馆，都是福冈历史记载有名的读书场所。
祭酒就是馆长、院长之意，由此可见，龟井南冥的学识，在当时很受尊崇。
龟井南冥还有个儿子龟井昭阳，在学识上更牛，是东洋“楚辞研究”的代表人物，东洋历史上的大儒，培养了很多弟子。著述有《毛诗考》《左传缵考》等四书五经的注释，还有赋集《东游赋》等文学作品。这是题外话，不展开。
龟井南冥的第一封信落款日期为天明六年，换算成公元纪年，就是1786年，第二封信落款为天明七年。两封信的内容，都围绕着一件事，也就是“汉委奴国王”印。
从龟井的信件中可以推算，大约在天明四年，也就是1784年左右，龟井被两位佃农求教，请他帮忙辨认一枚从水沟中挖出来的金印。
当时，龟井南冥留下了印文拓样，答应有研究结果后写信告诉对方。
第一封信，就是告诉一位名叫“喜平原一郎”的人，他的鉴定结果。龟井南冥认为，这应该是一枚很远古的铜金印章，巴拉巴拉说了一堆，最后提出，愿意出购买，请喜平与他的同伴，商量一下，多少钱合适？
第二封信要比第一封信晚了四个月，刚好跨纪年。
这封信就很直白，龟井南冥告诉喜平原一郎，这枚金印是中原汉代的皇帝，赏赐给“奴国”国主的金印，非常珍贵，他愿意出“十金”相购，请务必答应。
所谓“奴国”，是九州岛上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。
当时九州岛上还有“狗国”和“虞国”等部落相争，奴国为了获得大义上的名分，派遣人马前往中原王朝朝贡。
这一年，恰逢光武帝刘秀改元，也就是建武中元初年，公元56年，光武帝刘秀很高兴番邦来朝，于是赏赐的“汉委奴国王”金印。
如果单凭这两封信，似乎只能印证这枚“汉委奴国王”金印的真伪，不能拟请黑田家怎么获得这枚金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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